早前的几年，国内就有人想生产玻璃，只不过因为技术、资金、战乱的问题，都没有做大。

李谕记得周学熙有投资玻璃厂的想法，随即坐上小飞机来到天津，见到了他。

傅增湘说：“图书馆的财力终归有限，曾经做过北洋政府高级顾问的英国人莫理循离开中国，留下了两万多本用欧洲各国文字出版的论述中国的书籍，可惜我们无力购买。听说有个日本人开出很低的价格，马上就要购入。”

“又是小鬼子！”李谕肯定不能让他们占便宜，“需要多少钱？”

傅增湘说：“差不多2万大洋，日本人只出5000。”

李谕当即说：“这钱我掏了，捐给图书馆。”

傅增湘大喜：“就知道李大学士会慷慨解囊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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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日，李谕在北大讲完讲座，遇见了傅增湘。

“傅总长。”李谕打招呼说。

傅增湘笑了笑：“我已经不做教育总长了，现在是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馆长。”

“那可悠闲多了。”

李谕笑道：“以后傅馆长但凡发现流落在外的古籍，就尽管告诉我，我在大同大学里的图书馆面积很大的。”

傅增湘爱书如命，不然当初也不会找李谕帮着买皕宋楼的宋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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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天后，李谕收到宋子文从上海汽车工厂发来的电报。

他和刘鸿生的动作非常快，工厂的厂房整体已经建设完毕，大部分从美国运过来的产线也安装好。就是还有一些材料供应需要解决，比如用得很多的玻璃，这东西要是走海运价格就高了。

“确实更舒服，”傅增湘说，“我现在四处搜集流落各地的古籍，填充至图书馆中。最近几位大儒便以友情价卖给了图书馆不少书，其中还有一位当朝帝师。”

“当朝帝师？宣统小皇帝的帝师？”李谕问。

傅增湘说：“就是梁鼎芬，只不过他临终前把自己的著述和诗集大都烧了。”

李谕说：“他还真是忠于大清。”

梁鼎芬对西学同样有点研究，毕竟做过张之洞的幕僚，不过他却固执地认为西方那一套不能救中国，中国只能自救，也只有大清才能救自己。他生命的最后时光里经常说：“今年烧了许多（诗稿），有烧不尽的，见了再烧，勿留一字在世上。我心凄凉，文字不能传出也。”